我的母亲邹佩珠

李小可篇

岁月悠悠，不知不觉母亲已过九十岁了，真是弹指一挥间感慨万千。

自从四十年代母亲与父亲结婚起不但与父亲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更承担了终生无法卸下的责任。母亲说他们两个相识后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为民族文化做点事儿。1947年父亲就确定了他探索中国画发展的目标，为实现这个共同的理想母亲毫无保留地付出了一生。

今年我才从母亲那里断断续续的了解到一些关于她的家庭情况，如外公外婆叫什么？是做什么的？什么时候去世的？母亲的家在哪里等等。这以前我对母亲的家事一无所知，因为从记事起家里往来的都是李家的亲戚。听我母亲说我的外公邹德仁是1956年去世的，可从来没有相见过，他没有来过我们的家，我们也没有去看望过他，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也没有提起过。而我们有个熟悉的外爷爷叫苏少卿是父亲前妻苏娥的爸爸，解放初期他的生活遇到困难时父母亲想办法将他调到北京中央戏曲学院工作。外爷爷和外奶奶经常到家里吃饭聊天，平时妈妈还让妹妹送些菜去看望他们，后来外爷爷去世时妹妹还去帮忙处理了后事。我们兄妹三人、父母和外爷爷外奶奶的关系亲密和谐，直到今天和母亲聊起这两位老人还如同家人一般，仿佛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自然真切。回想母亲能做到这样真是不平凡的女性！

她的宽阔胸襟包容了一个大家庭。父亲以前有四个孩子，结婚时可能怕母亲难以接受只说有一个，1946年母亲知道实情后，没有半句埋怨地承担起了全部责任。当时大姐、三哥在上海，大哥二哥在徐州生活比较苦，母亲当下决定让他们到北京上学，并接来奶奶一起生活；后来徐州的二姑和表哥生活艰难也接他们到北京，再加上我们三个孩子，这么多人口的日子压力实在太大，还要给徐州的大爷、姑姑寄钱，所以每个月都要向学校借钱。为了让父亲安心工作，除了中央美院雕塑系的工作外母亲还兼职北京第十一中美术老师的工作以补贴家用，所以我小的时候经常看到母亲工作到深夜。

文化革命开始时我和妹妹都不在北京，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每次批斗会后母亲都是提早赶回家，笑着迎接父亲，为他洗净头上戴高帽子留下的浆糊，开导安慰他。因为父亲的性格天生敏感内向，母亲怕他像他们的朋友老舍先生一样，经不住那铺天盖地的狂风骤雨。遭抄家的前几夜母亲将家中所有的藏书和书柜翻看一遍，怕其中夹有不利父亲的纸条、字句和杂物等，防止再给父亲增加不可预料的麻烦。我后来常常想父亲真幸运，是母亲让他活了下来，才有后来的李可染——中国艺术史上的李可染。文革结束后，各方面情况比较平稳，父亲用近乎积蓄一生的力量开始新的艺术创作，可此时已年过七旬加上这一生的苦难和动荡他的身体非常不好，母亲放弃一切全身心照顾父亲的身体和事业，为父亲修脚、制鞋、找资料、修补画稿等等，成为母亲生活的全部。为了让睡眠不好的父亲安心休息，她十多年睡在父亲画室兼客厅的沙发上。我们没有听到过母亲半句怨言。母亲的付出使父亲在最后的十多年里达到了他艺术的高峰，实现了他理想的一部分，也成就了中国画史上李可染样式的新风貌。

1989年12月5号，父亲的突然过世对母亲来说是天塌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她以过人的毅力顶住了各种压力，对四个哥哥姐姐视如己出团结大家一起为宣传父亲的艺术、保护父亲的作品，建立李可染艺术基金会作了大量的工作。2007年父亲诞辰百周年纪念之际，母亲以87岁的高龄承受了诉讼之苦和亲情撕裂之痛，但她坚定地将父亲的作品较完整的捐献给国家。我深深地知道对母亲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批作品而是母亲在她有生之年亲手把她和父亲一生的心愿捧给了国家。母亲无怨无悔的奉献是父亲事业的前提和保障；父亲的成就里有母亲的心血和她的人生，他们的理想和灵魂早已融汇在一起无法分离。

由于父母事业上的重担，我们三个孩子可能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能得到父母更多的关照，但我们永远以作为李可染和邹佩珠的孩子而感到骄傲。以母亲为荣！

祝愿母亲能看到她期望父亲的那些事儿能有圆满的结果。

李庚篇

我的母亲邹佩珠是雕塑家，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很多年。徐悲鸿爱才，聘请我母亲到北京工作，共创新学大业，从美院建立一直到她退休。其实一直到她九十五岁她一直关心，爱护美院的事业，并且积极参加各种活动。那时，我们住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中央美院宿舍。

儿子对母亲的回忆与一般人的记忆可能有所不同，在我的记忆里，她一直是工作、工作、工作，一直在默默的看书，写字，看文件。她做的雕塑，现在还有几件放在我书房里，看见这些小件做品，就想到她。她的更多的作品永久地保留在我的心中，例如：蔡文姬、彭雪枫、毛泽东像、男女模特、男女运动员、列宁、斯大林、农民、工人、解放军战士、雷锋、刘胡兰、还有我的奶奶和李珠姐的像，还有各种各样的小泥稿，很多没有完成的头像、小动物，我都记得。

她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组雕塑创作工作，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的十二名创作人员之一。她为此献图献策，与董希文、华天友分在一个组里，作为前期工作人员。在北京大变动的今天，还留下很多她创作的雕塑塑屹立在首都体育馆、太阳宫，天门前的纪念碑上也有她与众多艺术家共同的努力在上面。记忆中，她与其他艺术家们集体创作了《劈山造海》，作为城市雕塑。她还创作了投掷铁饼的运动员屹立在工人体育场前，打羽毛球的女运动员在太阳宫体育馆，抗日英雄彭雪枫像至今还屹立在安徽宿县。文革期间，雕塑架子，各种雕塑工具、泥土箱、石膏像散乱在院子里，在漫长的时光里慢慢丢失了。留下的，是我渐渐远去的模糊记忆。

母亲在工作中的身影，常常会进入我的睡梦中。小时候，她教了我很多东西与知识，记得那时她常带我去她的办公室、研究室，在那里感受到很多艺术气息，工作室像巨大的厂房一样，有时我在用白布分割的一间一间的空间里面走来走去，当时五、六岁。看着人体的雕像，会给我带来巨大幻梦般联想。雕塑家们都在工作，男女模特摆出各种姿势，至今还清晰地在我脑海浮现着。有一天到她的雕像工作室里，一位女模特摆着运动员的姿势，我问母亲她们为什么不穿衣服？她说艺术家为了更好地理解人体结构，需要这样，只有这样才能使艺术家们更好地观察。没想到，我七岁时母亲说的这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响了一辈子。可以讲，她的工作作风及对我绘画的教导，影响了我的一生。石膏房是个神奇的地方，翻石膏的工人们的工作，给人更奇异的感觉。当时我刚刚上小学，对艺术世界最初的感觉，恐怕我是从父母的艺术生活中得到的，记得在白布帘中工作的有张德娣、赵瑞英、杨淑青、刘焕章等等，她们见了我母亲都亲切地叫她邹先生。今天我回忆起他们，还都是一张张十分年轻的面孔。

记有一天我同母亲从美院回家，路上我问她：“你为什么要做雕塑”？她望着河边的青草地若有所思地边走边讲：“因为过去战乱，无家可归，非常穷困，听艺大的朋友们讲学雕塑花钱少，所以学习雕塑”。当时我听了十分震惊。在童年她告诉我很多事，她讲敦煌石窟、大同石窟、麦积山石窟、龙门石窟、大足石刻、希腊石刻。她提到罗马，巴黎。他喜欢米开朗琪罗、罗丹、马约尔、布代尔。她喜欢拉弓的赫拉克勒斯，她说布代尔的夸张与生活联系起来的浪漫主义，她十分喜欢。她也讲达芬奇，但不如父亲李可染讲的那么神奇了。她经常跟我讲她小时候如何淘气，一岁就闹，五、六岁就惹她母亲生气，青少年时期的意气风发、勤奋求学，回忆往事，无论辛酸还是艰苦，她总是面带微笑。其实她是不爱讲自己。据我哥哥回忆，她从不爱讲自己，我们对她的过去所知甚少。

我上中学的时候，常去她办公室玩，有一天，她在打扫卫生，随手从办公桌上拿出五本书说：“我不用了，送给你。”这五本书我一直带在身边，书名是《中国美术史》《印象画派史》《希腊雕刻史》《世界美术史》《历代画家小传》，这五本书影响了我的一生。

她告诉我，看书要有重点，例如读中国美术史，她说，每个时代都有其变化及代表人物，他们经历千难万苦创造新风格，你的父亲是一个敢于创新的画家，她送给我约翰•雷德华的印象派史时就说，你父亲喜欢莫奈、毕沙罗、高更、梵高、塞尚。从她说话中我了解了很多我出生前父亲的事情。

一天，我与母亲走到北京护城河边，我对她讲：“我要学习航空知识，参加航模小组，希望您支持我，给我二十块钱买材料及一台小型航模小发动机，我想做一名飞机设计师”。现在回忆起来，她当时非常认真地听我讲话，走了很长的路，才回答我：“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很多年过去了，当她九十岁的时候，我从国外回到了中国，她才回答了当年为什么不同意我做一名飞机设计师的原因，她告诉我：“你的父母当时很穷，无法答应你的要求，但是我们很关心你”。母亲说完话后，我们沉默了很久。我长大成为一名艺术大学教授。没有与机械制造有缘。也许更好吧。说心里话，我特别喜欢我的母亲。她的心是温暖的，藏着爱，不轻易说出来。我在海外多年，最思念的是母亲。

在我的心目中母亲的身影总是在低着头工作，忙碌中……她对青年艺术家总是给于鼓励的多。但对我们儿女比较严，总是说，“还不够，还要努力”。她为父亲做了很多。我有时去看望她。她身边总是有很多小动物，什么熊、兔子、小鸭子玩具模型。她用手摸着，还说，这个造型好，那个表情好。年龄大了，可是还是对造型、对雕塑念念不忘。李政道博士希望她将父亲的牛改成立体的艺术品。她虽然年事已高，但是兴趣很高。我多次看见她半夜起来看稿子，画图纸。我看到的母亲，她生活很辛苦。但是她有理想，有梦，想用自己的手与父亲一起改变自己命运。

母亲，我们怀念您。

李珠篇

小时候家里比较困难，那时家里老老少少有11口人，每个月还要给老家大爷家寄钱。我们兄妹三人衣服都是妈妈把大人的衣服改了给我们穿。冬天我穿的一件蓝色呢子大衣是他*的一件很旧的大衣改的，因肥大从左边裹到右边好像是偏襟，最下边的一个扣子钉在口袋上。因这个扣子和口袋连着，经常崩掉，奶奶钉扣子时老是把扣子和口袋缝在一起，然后拆了再缝。所以这边的口袋都快缝漏了，这个大衣我穿了好多年。1961年冬天妈妈陪爸爸到广东从化休养，那年北京又很冷，二姑用妈妈留的生活费给我和弟弟一人买了一件棉大衣。我和弟弟高兴极了，总算穿上了新衣服。虽然那时生活比较困难，妈妈一直是任劳任怨，大家在一起乐融融的，晚上围在一起吃饭，爸爸总是要讲一些笑话和济公的故事很开心。爸爸为此感到欣慰，塌下心来搞他的事业。后来我在整理资料看到借条才知道，那时几乎每个月都要向美院借钱。妈妈是个要强的人，从没有讲过。她除了在美院任教外还在十一中兼图画和劳作课，为了多挣一点钱贴补家里。她晚上既要批改作业、又要备教案，经常弄得很晚。我们睡的南屋中间用帘子隔成东西两间，西边是卧室，有时夜里醒来，妈妈还在工作，非常辛苦。

1950年年初弟弟快出生时，爸爸和妈妈商量请二姑（爸爸的二妹妹）到北京帮着照料家里。弟弟出生8个月时二姑和表哥（郑于鹤）到北京。二姑身体不是太好，料理家务也很辛苦。每年冬天我们住的南屋和奶奶住的西屋要生三个煤炉，而且南屋的煤炉是有一米高的大炉子，所以要买上吨的大煤块，这些煤块砸成小块才能用，放煤的地方是在我们住的后院和到中院过道的墙犄角，地方非常狭小，砸起煤来煤末呛人，我们都很小帮不上忙，妈妈就是在这个地方把煤砸成核桃大小，然后把碎末扫成一堆用来封炉子。现在想起来真不容易。在我的印象中妈妈很能干，而且能吃苦，缝缝连连，家里东西坏了修修补补，可以说家里大小事没有不会做的。爸爸最后的十几年里理发和修脚，都是妈妈自己弄。尤其修脚，过去是到澡堂子去修，晚年行动不便，都是妈妈来修。本来爸爸的脚趾叠趾，走路就不方便，后来动手术后好些，但脚垫厚了走路也不行，所以要经常修脚垫，妈妈每次给爸爸修脚都非常细心，蹲在地上一点一点的修。这些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妈妈都要安排好。我还记得三姑年轻时有头疼老毛病，在老家治不好到北京看病，妈妈就忙前忙后找大夫治病。去年妈妈生日时表弟见到我还提到这件事，表弟高兴的说打那以后他他*的头疼的病再没犯过。

父亲去世后我回来帮着母亲料理家务，深深感到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李家是个大家庭，虽然都是家里的琐事，但事事都要考虑到。那时家里有十几口人，要吃要穿，孩子还要读书，样样都要安排好，还要照顾老家的大爷和三姑，妈妈才三十出头确确实实不容易。过去讲男人撑家，可是为了爸爸的工作，毫无怨言把这个家撑了起来，从24岁进这个家门，一撑就是66年。我的四姑姑（李可染四妹妹李婉）见了我常说没有我嫂子就没有我哥哥的今天。

爸爸妈妈都各有自己的事业，妈妈是里外都忙。爸爸出去写生，妈妈把要带的东西如马扎、草帽、水壶、衣服、画夹、药等等都给准备好。爸爸在外面缺什么写信或捎信来，都会找好寄过去或托人带过去。

1956年爸爸和黄润华出去写生八个月，家里一切事情都不要爸爸操心。那时雕塑工厂经常接大型雕塑任务，妈妈也老到外地出差，她就把家里的事情安排给二姑和表哥照料。爸爸在这个时期可以说全心发展自己的事业，为晚年的创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在教学上也取得了很大成果。可以说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

1980年，北京科影拍摄爸爸三部片子时，妈妈为了照顾爸爸，从这时起离开了雕塑工作，牺牲了自己多年钟爱的雕塑事业，照料爸爸的生活和帮助他处理一些事务性的事情，使得父亲晚年在绘画艺术上有很大发展，取得更大的成就，她感到十分欣慰。

妈妈讲我敬仰可染，因为他爱祖国爱人民；对自己民族文化深深的热爱和执着；对艺术精益求精勇攀高峰。在与他共同生活的半个世纪及他去世后的二十年中，为实现他的理想努力工作我从没有停止过。

我的妈妈为了完成爸爸弘扬民族文化的遗愿，不顾自己的九十高龄，一直在艰难而坚定朝前走。